云顶集团公司地质生涯苦与乐（一） 进驻湘东攸县“斗争”风起云涌

　　云顶集团公司地质生涯苦与乐（一） 进驻湘东攸县“斗争”风起云涌地质队，或称为勘探队，统称地勘单位，是专业找矿队伍的代名词。通俗的意思，主要是利用地质方法，物理方法，化学方法以及地质遥感卫星等技术，分析当地的地层，构造，岩浆岩，元素富集异常性等，在一定的地层中找到具有一定工业价值的金属矿、非金属矿、能源矿等。对矿产普查中发现有工业意义的矿床，为查明矿产的质和量，以及开采利用的技术条件，供给矿山建设设计所需要的矿产储量和地质资料。地质是国家国民经济一项具有战略性、基础性、先行性的工作。

　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，经由父辈的关系，我得以参加工作成为了一名地质队员。提起地质队，社会上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“艰苦”，其实，地质队再苦，毕竟是享有着较高工资待遇的国家职工，总不及“知青”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那般苦。

　　从1964年至1977年，长达十多年，大量的城镇辍学中小学生、无业人员，包括哪怕小乡镇吃商品粮的居民，被一批又一批地强制下放偏远贫困农村，落户扎根。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，终年辛勤劳作，甚至挣不回自己的口粮云顶集团。

　　攸县为湖南省株洲市辖县，位于湖南省东南部，罗霄山脉中段武功山西端云顶集团。东邻江西萍乡市、莲花县，西连株洲市渌口区、衡东县；南达茶陵县、安仁县，北接醴陵市。攸县交通便利，境内主要铁路有吉衡铁路、醴茶铁路等，素有“衡之径庭，潭之门户”之称。

　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荣膺“国家功勋地质队”的湖南省地质局405队的一个分队，由大湘西的湘黔交界处的丛山峻岭，转战湘中衡山县石峡，从事汞矿普查找矿云顶集团。1965年2月，以该分队为基础成立了新的专业地质队（大队），番号416队。

　　后因队部基地交通不便，于1967年7月整体迁至攸县菜花坪，与1965年2月在攸县大桥村组建的专事铀矿勘探的414队，在攸县会合。位于湘东与江西接壤的攸县，迎来了湖南省地质局的两支地质队，再加上原已进驻的湖南冶金地质部门的214队，小小的县城顿时热闹起来。

　　1966年的《5.16通知》正式拉开无产阶级文化大的序幕，全民性的“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”如火如荼；大串联，从城市到乡村，风起云涌。即便在穷乡僻壤的地质队职工队伍内部以及当地贫下中农内部，也很快形成持有不同立场观点的，针锋相对、势不两立的两派“群众组织”。那时流行这样一句话：爹亲娘亲不如“派性亲”。

　　当时，416队虽系地质大队架构，但因组建不久，没有相应配套的化学分析测试“实验室”，从野外所采集的各类地表、地下岩矿原始样品，均需要运送到长沙，交由省局的“长沙中心实验室”进行一系列的专业处理分析。

　　1967年的仲春，省局委派“长沙中心实验室”的欧阳铭和骆正常两位工程师，带来仪器设备，到队上指导组建“实验室”。哪知随同这两位工程师而来的，还有与当地乡村贫下中农“组织”水火不相容的“派性观点”......

　　骆正常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（后来的中南大学），一米八几的身高，满口地道的长沙腔调，他认为这些贫下中农组织“保守”、“没见识”，多次与他们唇枪舌剑的争辩，其目的无非也就是让“长沙观点”在这个穷乡僻壤得以传播，形成燎原之势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亦实属常态。然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贫下中农组织对其恨之入骨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决定抓捕骆正常，交由“贫下中农法庭”处置。

　　回过头来说一下：骆正常来到队上后，就通过队“实验室”与我相好的技术人员周希贞，认识了我这个“长沙老乡”，平日交往频繁。此时，当骆正常面临突如其来的人身安危，我和周希贞决定出手搭救，使其脱离险境返回长沙。

　　出逃的线路有两条：一是从石峡乘舟顺流而下到衡山火车站，搭乘火车到长沙，这是最为便捷的常规线路；二是从石峡逆水乘舟到攸县，转乘长途公交到醴陵，再转乘火车到长沙，这是路遥费时的线路。惊恐无奈的骆正常对我说“性命就交给你了......”，我和周希贞反复权衡考量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决定选择“第二条线路”。

　　是夜，在浓浓夜色之中，我俩把骆正常送上一只用高价雇佣好了的小船驶往攸县...... 当天色大亮，贫下中农组织的战士，发现骆正常“人去楼空”，立马派人赶往衡山火车站围追堵截，已不见其踪影。

　　骆正常“出逃”前向队领导告假“去长沙取设备零配件”，回到长沙后向单位汇报了情况，单位安排另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前往416队顶替骆的工作。

　　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潜心科研攻关数年的骆正常，成功地研制出世界第一流的电镀金刚石锯条，光荣地出席“全国科学技术大会”，荣获“1985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。骆正常被称誉为“闪光的金刚石”......

　　1968年，“文化大”从期渐次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，地质队积极响应上面“抓、促生产、促工作、促战备”的号召。虽然全队广大干部职工依据地质工作流动、分散的特点，使两派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有所缓解，但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、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、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天天讲、时时讲”最高指示的引导下，还得结合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把阶级斗争的重点集中放在“深挖”上面，推动运动不断持续、深入发展。

　　经过队专案组“内查外调”，单位上首先挖出了几个解放前有重大历史问题的：一个在读书时加入“三青团”，解放后参加工作，一直倒还循规蹈矩；一个在上海滩当过歌女，曾是阔人家的二姨太，后来嫁给了一名根红苗正的老工人；一个曾在南京伪国防部任少校科员，解放后“混入”队伍......

　　批判斗争的重点自然集中在这个名叫吴杜隆的“少校科员”身上，他于运动一开始就被从主管会计职位上拉下来，弄到锅炉房烧锅炉，给职工供应开水、洗澡水，改造“剥削阶级思想”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。

　　此一段时间大家反映，洗澡水总是不热，一些人感冒，开水也似乎没烧开，有的人拉肚子，这可是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”啊，于是扯起横幅标语，在锅炉房开起了现场批斗会。职工怀着对的深仇大恨，控诉吴杜隆解放前的反历史罪行，揭发他故意不烧热洗澡水、不把开水烧开的“现行反破坏活动”。

　　吴杜隆辩解道，是因为这一批燃煤的质量不好，绝非故意为之，但这种被视为“抗拒”的辩驳更加激起了批斗会现场职工的愤慨，于是把斗争锋芒一转，接着以深挖其立场的根源为突破口，要他交代如何能在国防部官运亨通地升任少校军官、到底杀害了多少志士？吴杜隆答说，自己是文官，也是搞的会计，没有血债，虽然是少校也只是个科员......

　　几个义愤填膺的群众走上去抽他耳光、拳打脚踢，吴杜隆本来是个大麻子，脸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，麻坑里都是血，狼狈至极。

　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走上前去，把吴杜龙厉声训斥了几句，要他老实交代：“你说你少校只是个科员，那你们科长是什么军衔？其他科员是什么军衔？”吴杜龙脑袋点得像捣蒜，一一作答：我们科长是中校，其他科员有少校也有上尉..... 会场的激愤逐渐平息了下来。事后，吴杜隆趁着没有其他人时悄悄对我说，“那天少受了一些皮肉之苦，真要谢谢你小郑啊。 ”

　　几十年过去，吴杜隆业已作古，他的小儿子前年刚从湖南省某厅级单位退休。他这个当年不满十岁，在批斗会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挨整被打的小儿子，长大后幸运地逢遇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，终止“阶级斗争”、“唯成分论”的好政策，让他一路顺风地读电大、转干、入党，还当上正处级公务员。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他，每当见了我，除了互相寒暄，便是心照不宣地笑一笑，说一两句发自肺腑、赞叹改革开放的心里话。

　　1968年8月的一天，我们一行六人，从长沙开完湖南省地质局“大联合大会”返回416队，在攸县汽车站下车转车时，被一伙当地的“贫下中农自卫军”人员拦截，盘查我们的身份和来历去向。我们解答说是416队的职工，从长沙出差回菜花坪队部，对方问我们属于哪一派观点，我们说地质队”抓，促生产”是“无产阶级派”，没有两派斗争（实际上是有的）。

　　他们将信将疑，遂提出检查我们的背包，看有没有带来长沙方面印发的“传单”和资料。我的背包大，最具嫌疑，背包里，上面是换洗衣服，下面正是几摞传单资料，未曾预料的危险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。

　　所幸这几个恶狠狠的“贫下中农自卫军”对待我们这些“工人阶级”还算客气，让我把背包放在车站的安检台上，要我自己打开包。当时我正在吃冰棒，忽然，他们带的一只大狗跃上台面，望着我手中的冰棒，舌头伸得老长，不停地颤动，我灵机一动，把冰棒来“喂狗”，哪知那畜生居然用舌子一下一下地舔起了冰棒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弄得他们好奇地争相观看，直到车站广播催促我们乘车。

　　狗吃冰棒拖延了时间，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。真要搭帮这条会吃冰棒的狗，让我们几人躲过一劫，不然，查出了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传单资料，我们就会被关进黑屋受折磨了。

　　这里要补充几句，别说那时乡村的人贫困从不吃冰棒，就是地质队职工拿着较高的薪水，但绝大部农村的同志，需要把节约的钱给家里盖房子买小猪仔，通常也舍不得吃冰棒这类“不饱肚子”的东西。不像现在的年轻人，不论家出何处，几十元一杯的“星巴克”或“瑞幸”咖啡拿铁、“茶颜悦色”和“一点点”的奶昔抹茶，喝起来毫不吝啬。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，其历史反差实在太大了，让当今的年轻人中年人无从理解。

　　较之我们工作过的其他许多县份，攸县算得上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。从春夏到秋冬，桃子、李子、梨、西瓜、香瓜、枣子、花生、柑橘、茶叶、芝麻...... 足以让人一饱口福。桃水的煤矿，使这个县不缺燃料，酒埠江电站让这个县不缺电力。从攸县县城往南至菜花坪绵延十公里，其地形地貌，几乎是一马平川，遍布着绿油油的茶林。

　　1975年8月，原创建于1957年、停办于1962年，位于长沙市雨花亭的湖南地质勘探学校，恢复办学，更名“湖南省地质学校”，将学校建在攸县菜花坪，与416队一墙之隔。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该校几经整合，1985年从攸县菜花坪迁址长沙市水渡河。2002年升格为“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”（副厅级）。

　　七十年代初至之后的知识青年下放大潮中，湖南省地质局为广大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的职工所想，选址攸县菜花坪，建起一个规模不小的“知青茶场”，安排接收分布于所属全省各地勘单位的子女，从事茶叶的种植栽培采摘。

　　知青茶场的劳动、生活条件与社会上那些青年，下放农村安家落户，自然不属一个层级梯度，要优越蛮多。那许多年间，茶场还有一些知青被选拔就近进入湖南省地质学校学习，中专毕业后回到或分配到各地勘单位，许多人若干年后幸运地走上厅级、处级、“三总师”（总工程师、总会计师、总经济师）领导岗位。

　　1978年党的“三中全会”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，使城镇知识青年下放政策得以终止，知青茶场随之停办，茶场的知青陆续进入湖南省地质局举办的汽车驾驶班、培训班和电大财会班、职工大学班培训学习，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地质局的各个地勘单位工作，成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骨干。

　　九十年始，按照国家地质部门的战略部署，各个位于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地质队，把队部基地迁建至地级城市或省会长沙，416队亦积极跟进，选址规划，于1995年迁址株洲。

　　攸县菜花坪，湘东一隅的一个小乡镇，当年曾集聚了湖南省地质部门的三个县团级单位，见证与记录了湖南地质人的一段历史辉煌。